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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標：你能重建東佳書院嗎？

    編者按：東佳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獨特地位隨著時間的流逝卻愈益凸顯，被現代學者認為是我國具有教學功能書院初步規范化的標本，世界古代史上創辦最早的書院，獲得了“中國書院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的美譽。東佳書堂當時就為國家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如陳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進士”廣為美談。據各地義門陳氏宗譜載：僅“宋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計，應舉登科者四百有三。郎署之在朝者琛、遜而下十八人，當要路而居刺史、司馬、參軍、縣令者珪、儔而下二十九人”。名震朝野，蜚聲全國。然而，陳光標到處亂撒錢，作為義門陳氏子孫，難道沒有責任和義務恢復東佳書院嗎？東佳書院——多么珍貴的品牌文化??！怎么不靜下心來認真閱讀一下東佳書院的輝煌歷史，重建東佳書院，恢復昔日盛景。干一番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驚天事業，不是更有意義嗎？不更能名垂青史嗎？光標兄：除了你還有誰能重建東佳書院？你該醒醒了……

    陳光標找不到慈善的風向標

    陳光標高調搞慈善活動，不僅在國內搞，而且跑到了美國紐約，到處撒錢。其目的不外有三：（1）尋找自己的價值導向；（2）打破傳統的慈善方式；（3）吸引眼球。

    可惜的是，后面兩個目的實現了，第一個目的卻無法實現。然而，慈善最主要的目的，卻是實現人生價值。

    香港邵逸夫活到了100多歲，在內地的所有重點大學里，都留下了他的名字。李嘉誠資助建立和發展了汕頭大學，為家鄉的教育事業做了很大的努力。包玉剛資助和建立了寧波大學，也樹立了自己的豐碑。

    中國人最出名的慈善家其實還是陳嘉庚，他資助和發展的廈門集美大學、中學和小學，把這個相對偏遠的城市，發展成為國內令人羨慕的文化和教育高地。陳嘉庚對祖國的貢獻，當然遠遠不只是辦教育那么簡單。

    最近，我在重慶大學做研究，有一位重慶大學的校友，一下子給該大學捐贈了3億人民幣，大學為其配套，準備在新校區建立以這位校友名字命名的綜合性大樓。這棟樓的建設，將為重慶大學帶來更好的辦學條件，這位校友的名字也將與重慶大學同在。

    英國諾丁漢大學已經是世界名校，但是，鮮為人知的是該大學的成立，完全是因為當地的一位大慈善家、英國有名的Booths公司的創始人Booths先生。諾丁漢的整個大學校園University Park, 美麗如畫，2000多畝地，都是Booths先生捐贈的。也就是說，沒有Booths，就沒有今天的諾丁漢大學。

    慈善家對社會發展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慈善家如何捐錢才能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好處，卻與慈善家的眼光和素質有關。

    如果慈善家沒有長遠的眼光，沒有自身的素質，再多的錢，對社會的貢獻也是非常有限的。

    當然，陳光標對社會還是有貢獻的。其一，他打破了中國富人“太過自私”的僵局，他用自己的沖動，證明富人不都是“為富不仁”；其二，那些接受他捐錢的人，多少會提高一點幸福指數。

    但是，陳光標花再多的錢，也無法實現他所需要的價值觀。同時，從慈善的社會經濟效率來看，陳光標的慈善活動，恐怕是比較低下的。

    首先，陳光標的高調，在提高自己知名度的同時，卻引發了許多非議。例如，他跑到紐約去撒錢，中國人不高興，美國人也不一定買賬。因為，中國的窮人肯定比美國多，他為什么跑到美國撒錢？其次，美國的慈善家比中國多得多，比中國的富人富得多，而且，美國慈善家比中國的富人更舍得花錢。比爾蓋茲是世界首富，他已經決定把自己95%以上的財富都用于慈善。再如，哈佛、耶魯為什么能成為世界最頂尖的大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美國慈善家的鼎力相助。

    其次，陳光標的慈善活動太過分散，太過隨心所欲，因而形成不了合力，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將不會起到明顯的作用。再有錢的慈善家，他們的錢比起一個國家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為啥那些像陳嘉庚、邵逸夫、比爾蓋茲、李嘉誠、Booths的人，能夠青史留名呢？那就是他們在捐錢的時候都注意了兩點：（1）他們把有限的錢，投入到容易被政府所忽略的社會領域；（2）他們所投入的社會事業，都有比較大的外溢效果。

    教育、醫療和扶貧，往往是政府比較容易忽略的領域。同時，對這些領域的投入，一般都會產生長遠的社會經濟效益，而且，可以取得比較大的外溢效果。

    例如，建立一所大學，必將培養許多優秀人才，而人才對社會的影響力，將比任何形式的投資更大、更明顯。

    邵逸夫知道中國的教育落后，所以，一直把投資集中在各個名牌大學，那里培養出無數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永遠都不會忘記邵逸夫圖書館，他們在最具有活力的年華，就是在那里埋頭讀書的。當這些大學生走出社會以后，邵逸夫對他們的影響是永遠都抹不掉的。

    比爾蓋茲投資搞艾滋病的治療研究，把目光對準世界最弱勢的群體，他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很容易被載入史冊。

    陳光標有錢，也確實舍得花錢?？墒?，他卻要親自出面撒錢，搞個人轟動效應的目的太過明顯，其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有些人甚至還反感。

    當然，每個人的行為，都有其目的性。陳光標想怎樣撒錢，那是他自己的事，與他人無關。我們評論陳光標，無非就是說：如果換成另外一種方式捐錢，其社會經濟效果是否會更好些呢？陳光標的慈善行為，是不是也擺脫不了中國土豪的低素質和浮躁呢？

    （上文作者簡介：姚樹潔 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著名華裔經濟學家，西安交通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全英中國專業團體聯和會副主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經濟顧問，到過20個亞非歐國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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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佳書院的歷史和重大意義

    位于徳安縣城西北32公里（今車橋鎮義門村）的東佳書院（現為遺址），是我國最早的書院之一，它比白鹿洞學館至少早半個世紀。

    義門始祖陳旺于唐開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因官置莊，籍于江西江州潯陽縣蒲塘場太平鄉常樂里永清村（即今江西德安縣車橋鎮義門陳村）。自是家庭益盛，義居三千七百余口，多次蒙敕命旌表和蠲免沿征差役，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奉敕建義門坊曰“義門陳氏”，遺址名曰“敦睦”。遺址包括“御書樓”、“都蠶院”、“公婆大土丘 ”、“壽安堂”、“東佳書堂”等，是“江州義門陳氏”的發祥興旺之地?，F全世界8000余萬陳姓中98%是江州義門陳的后裔，全國還有許多地方陳氏的門首寫有“義門世家”的匾額，故有“天下陳氏出義門”之說。義門陳氏是北宋中葉最大、最典型、極為罕見的封建家庭組織。

    江州義門陳氏十分重視子孫的教育，起初，東佳書堂收本族子弟入學。唐大順元年(公元890年)，陳崇在《陳氏家法三十三條》(宋朝時收藏國史館,賜王公大臣各一本,使知孝義)中規定：“立書堂一所于東佳莊，弟侄子姓有賦性聰敏者令入學?；袑W成應舉者”。又“立書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訓教童蒙，每年正月擇吉日起館，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歲令入學，至十五歲出學。有能者令入東佳”深造。“書屋”與“書堂”統稱為“陳氏書堂”，只是施教程度不同。“書屋”是基礎教育，教化童蒙；“書堂”相當于現在的高中或近于大學教育，為應舉出仕培養人才。

    陳氏家族對子孫的德育要求更高，管教更嚴。另從《陳氏推廣家法十五條》中可以了解：“子孫于蒙養時，先當擇師，稍長，令從名師習圣賢書，教給禮義。不可讀雜字及學刁滑詞訟之事，以乖行誼心術；亦不可學誣罔淫邪之說。如果資性剛敏，明物清醇者，嚴教舉業，期正道以取青紫。若中人以上，亦教之知理明義，使其去其兇狠驕惰之習，以承家教。又當教之以忠厚而儉樸，因之庶免習為輕浮以入敗類”?？偠灾?，義門陳氏辦教育的基本思想是要子孫普遍受教育，施教程度因人而異，不成才則成人，非得“禮樂以固之，詩書以文之”而不可。于是“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學焉！”(徐鍇《陳氏書堂記》)。

    后來，隨著書堂規模逐漸擴大，開始向外姓招生。“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焉！江南名士皆肄業于其家”(釋文瑩《湘山野錄》、《五代史》)。徐鍇在《陳氏書堂記》中也寫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田二十頃，以為游學之資……四方游學者自是宦成名立者蓋有之”。像進士章谷、夏竦即是東佳書堂學生，可見，陳氏辦教育影響之大。

    東佳書堂所置學田二十頃，似為我國最早的學田。這一舉措，對我國古代教育發展，有不可磨滅的貢獻。陳氏家族如此重視教育，對家族后來的發展以及歷代人才輩出，都有一定的潛在因素。

    東佳書堂當時就為國家培養造就了大批人才，如陳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進士”廣為美談。據各地義門陳氏宗譜載：僅“宋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計，應舉登科者四百有三。郎署之在朝者琛、遜而下十八人，當要路而居刺史、司馬、參軍、縣令者珪、儔而下二十九人”。名震朝野，蜚聲全國。因此，有不少文人墨客吟詩贊頌：如錢若水的“居住東佳對白云，義風深可勸人倫。兒童盡得詩書力，門巷偏多車馬塵……”，宋琪的“群賢肄業文方盛，孝友傳家族更豪……”，張齊賢的“兒童歌舞詩書內，鄉黨優游禮樂中……”，還有蘇軾、陳堯叟、楊億等詩詞、墨寶……。

    讀書治學的好地方

    東佳書院，由德安義門陳氏始創于唐末。陳氏家族是唐宋時期江南罕見的累世聚居大家族。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義門陳氏始祖陳旺舉家遷至九江郡蒲塘場太平鄉常樂里永清村（即今江西德安縣車橋鎮義門陳村），開創基業，創辦了培養陳氏子弟的家族私塾。唐昭宗大順元年（890年），陳氏七世祖陳崇將私塾發展成具有相當規模的書院。延至宋初，經過義門陳氏的“數年經營，萬力鼎建”、“延四方學者，伏臘皆資”，東佳書院逐步成為“亭臺樓閣，聳延四方，棟宇連云，旌旗映日”的大書院，隨之出現了“江南名士皆肄業于其家”的盛況。

    書院坐落在“群巒逶迤，起伏滄浪，泉流浩涌，飛瀑千丈”的東佳山下，這里環境清幽，風景秀麗，無車馬之喧，無俗塵之染，是一個讀書治學的好地方。“東佳左峙形勝一方甲第，源泉右繞澤流百代人家”，這幅贊美東佳書院風景的對聯，鐫刻在兩個四米高的石柱上，至今保存完好。歷史文獻為后人大致呈現了東佳書院的原貌：書院入道口，立一門閭，全然竹構。約行里許，有石閽突出院墻。入院，院閣九幢、約三十間。其中，兩幢傍西嶺，三幢依南麓，四幢臨東山。集賢院是主建筑，院內“堂廡數十間，冠垛叢立，甍榭參差”。此外，還有禮圣殿、袞公亭、師寓、講堂、試堂、書樓、賞蓮亭、寄詠舒、望云庵等建筑，布局精巧，錯落有致。對此規模宏大、美輪美奐的建筑群，北宋學者錢若水賦詩贊道：“樓上落霞粘筆硯，池邊怪石間松筠”，“朱實垂庭紅橘熟，清香襲座藥畦春”。

    完善的辦學體制

    陳氏家族教育的最大特點是組織完備，它有書屋、書堂兩個層次。書屋是基礎教育，教化童蒙，供7—15歲的少兒入讀。陳氏子弟在書屋畢業后，其中學習努力、成績優秀的，方能入東佳書堂就讀并參加科舉考試。從書堂豐富的藏書、為舉業作準備以及承擔為書院培養師資的職責等特征來看，不難發現其教育程度要高于書屋，東佳書堂的高等教育性質開啟了我國古代書院教育與學術緊密結合這一優良傳統的先河。東佳書院有家法的保障與家族的支持。德安義門陳氏能聚族同居230余年，就是因為有獨一無二的《陳氏家法三十三條》?！都曳ā返诎藯l、第九條提出創辦書屋、書堂，對學生入學、選擇教師、供應紙筆墨硯、書籍保管等都作了規定。因此陳氏歷位家長都重視教育，舍得投入，使東佳書堂在有“書樓、堂廡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的同時還擁有學田二十頃。陳氏家族設置學田作為書院的固定收入，保證了書院聚徒、聘教、教學、購書、藏書等各項事業的穩定發展。據文德翼《求是堂集》載，至宋初，陳氏“所藏帖與書，號為天下第一”，東佳書堂發展為鼎峙江東的三書院之一，如果沒有家族的經濟資助是很難做到的。東佳書院設學田以確保辦學經費的方法被后世廣泛繼承，開創了中國古代書院設學田的先例。另外，東佳書院突破了一般家塾較為封閉的性質，招收外姓子弟，實行開放辦學?！蛾愂霞曳ㄈ龡l》規定：“應賓客寄止修業者并延待于彼，一一出東佳莊供應周旋。”至南唐時，四方游學于東佳書堂者，“自是宦成名立者蓋有之。”此舉在擴大書院生源的同時，更提升了家族書院的影響，促進了書院的發展。

    顯著的教育成果

    東佳書院開創了一代讀書新風，取得了顯著的教育成果，為朝廷培養了大批人才。唐宋時期，從書院走出了18位朝官（其中有3人擔任過宰相），29個地方官，55位進士，陳氏“八英九才子”、“同榜三進士”更是傳為美談。而且，書院重視人倫教化，通過對家族子弟宗法倫理意識的培養，形成了“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門”的良好家風，使德安陳氏成為古代封建家族的典范。因此，唐僖宗、南唐烈祖、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皇帝先后褒旌陳氏為“義門”。唐僖宗題詩：“九重天上書聲貴，千古人間義字香。”宋太宗題詩：“三千余口文章第，五百年來孝義家。”書院因聲名遠播、山水佳秀、藏書豐富，還吸引了歐陽修、朱熹、呂端、錢若水、黃庭堅、楊億、蘇軾等文人學士前來求知、講學或游覽，留下了300多件題詞文章和詩篇。理學家朱熹來此講過學，并題有“唐宗令名久著，義門孝德流芳”。被后人譽為“大事不糊涂”的呂端在書院題詩：“八百頭牛耕日月，三千燈火讀文章。”北宋翰林院學士楊億有感于皇帝贈書數千軸，撰寫了《御書樓記》。詩人蘇東坡到此，也深有感慨：“曾至東佳書院來，紫巖洞口荔枝階。……八方亭外五株桂，歲歲秋風一度開。”不僅文人墨客來，朝廷命官也蜂至沓來，史載12位宰相到過東佳書院，其中有寇準、陳堯叟、文彥博、呂蒙正、晏殊、李昉、宋琪。當時，有副對聯生動地描述了這一盛況：“接官廳內盡是進士博士大學士；迎賓路上又來侍郎禮郎尚書郎。”

    書院衰落的歷史命運

    東佳書院作為一所家族書院，其沿革完全與陳氏家族的盛衰聯系在一起。北宋中期，德安義門陳氏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封建家庭組織，有3700余男丁、300余處田莊。1062年，宋仁宗吸取文彥博、范師道、包拯等朝廷重臣的建議，采取“一箭雙雕”的方法分析義門陳氏，一是抑制義門陳氏人口過于集中、朝野勢力太盛的現象繼續發展；二是以義門陳氏作為封建家族的樣板，教化全國人民，以維護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于是將義門陳氏分析為291莊，依派拈鬮分遷江南、兩直、川、浙、廣、閩等地的路、州、鎮。元末明初，陳友諒兵敗于朱元璋之后，朱元璋對德安義門陳氏進行了第二次分析。歷史上，義門陳氏還遭受了多次兵災。最嚴重的一次兵災是南宋時期金兵對抗金名將陳郜故里即德安義門進行了殘酷的燒殺搶掠，將義門陳氏唐宋時期的建筑夷為平地。隨著義門陳氏的分莊及屢受兵災，失去家族強力支持的東佳書院也漸趨衰落。在上千年的歷史變遷中，它先后易名為義門書院、河東書院、敷陽書院、德安縣高等小學堂，最終湮沒于歲月的長河中。然而，東佳書院在中國教育史上的獨特地位隨著時間的流逝卻愈益凸顯，被現代學者認為是我國具有教學功能書院初步規范化的標本，獲得了“中國書院發展史上第一個里程碑”的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