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親是勇敢的革命軍人
父親1926年加入鐵軍的葉挺部隊后成為北伐戰爭的指戰員；南昌起義時是帶領“賀龍手槍隊”保衛起義指揮部和起義將領的軍事保衛干將；無論在梅縣任赤衛隊總隊長、紅軍連長、政委、還是在李濟深“反蔣聯共人民政府”的“閩南討進軍第七支隊”任上校副司令，在每次戰斗中都身先士卒、沖鋒在前。父親參加過大、小戰斗二十余次，負傷兩次。正如他自己所說：“只要有為革命犧牲的決心，抱著同仇敵愾的精神，就不怕死。戰斗中不是我打死敵人，就是敵人打死我，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在槍林彈雨中沖鋒陷陣時，被炮彈炸死、被子彈打死、被刺刀戳死是最痛快的死。”我們為父親是一名英勇的紅軍指戰員感到自豪。
二、父親積極為黨組織搞兵運活動
父親除了參加了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的南昌起義外，于1929年秋他和老戰友湯昭武一起成功地組織、籌劃、實施了“石寶寨起義”，創建了川東第一支紅軍武裝后，又在河南確山縣動員了白軍新二十軍邵子舉部的安仰哉全營起義；1932年，父親成功地策動十九路軍中下級軍官參加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
三、父親加入中央特科，宣誓做無名英雄，屢建奇功
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負責人顧順章叛黨投敵，使我黨的情報系統遭到毀滅性破壞。父親臨危受命加入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即中央特科），并在黨旗下宣誓做一名“無名英雄”，這成為父親革命生涯中，由革命軍人轉為隱蔽戰線上戰士的重大轉折點。至此，父親開始了從事黨的政治保衛工作至重慶解放之后保衛重慶的20多年的特工生涯。他在王世英、馮雪峰、李克農、徐特立、董必武等中央領導的單線領導下，曾經先后在上海、武漢、河南、福建、安徽、浙江、江西、廣東、廣西、四川、重慶等省市，以多種身份（國民黨軍官、政訓員、參謀、副官、政治部主任、蔣介石侍從室試用副官、情報官、稽查大隊長、青幫成員、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報社社長、教師、校長、老板、農場主等等身份）做掩護搜集、整編軍政情報上達黨中央。他根據上級的意圖，獨立開創、獨立組織、獨立承擔完成各項任務。為黨和軍隊獲取大量有價值的情報，對黨和革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特別值得點贊的有三點：
（一）1933-1934年，黨中央派父親做十九路軍的工作，他歷任福州公安局督察員、閩南討進軍第七支隊上校副司令、江西德安第四專署保安司令部偵緝大隊長。獲取了蔣介石對中央蘇區圍剿的《軍事計劃》和《電碼秘本》以及蔣介石與十九路軍無線電《呼叫密件》，獵取了蔣介石南昌行營通訊密碼，還監聽了蔣介石師級以上軍官與蔣介石的通話；他派他的通訊員項與年同志轉送從莫雄專員處獲得的蔣介石所謂地《鐵桶計劃》，使黨中央完全掌握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鐵桶圍剿，終于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及時突出重圍撤出江西根據地，開始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的長征。毛主席在長征途中非常感慨地說：“我們這些人能活著出來，做情報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沒。”這是對在隱蔽戰線中從事政治保衛工作同志們的最中肯評價。
（二）紅軍長征后，國民黨的政治中心由南昌轉移到重慶。1935年8月，父親奉命打入到重慶復興社別動總隊，獲得大特務頭子康澤同意興辦了《新四川通訊社》，父親擔任社長，陳養山任總編兼任重慶行營情報處義務情報員、陳克寒任編輯負責全部的文案。這就是著名的“三陳鬧四川”，他們借《新四川通訊社》搜集到了許多情報；掩護并協助抗日文化名人陶敬之、溫嗣翔、侯野君等搞抗日宣傳和抗日救亡活動；搜集西南各省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情報；利用偽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進行挑撥，使其自相殘殺；另外父親利用敵人的“紅旗路線”（偽裝抗日，打入我們內部進行破壞的路線），以《新四川通訊社》的名義，積極參加抗日活動。在“重慶市各界人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在成都設立領事館大會”、“重慶各界人民援助綏遠組成抗日后援會”等運動中總是站在最前列，常被選為常委；并根據我黨的政策提出《宣言》：“不分階級、不分黨派、精誠團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打到帝國主義、收復失地”等口號；組織兩個大學、三四十個中學的學生宣傳隊與糾察隊，大肆進行展開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在“西安事變”聲討蔣介石的大游行中公開散發了10萬份傳單；此外還暗中掩護雙槍老太婆陳聯詩和華鎣山游擊隊；還發現敵人用“質光燈”檢查化學藥水通訊的秘密，因而偵破了1934年我重慶地下組織30余人被逮捕的原因。上海黨中央才迅速通知各省中共地下組織，改變使用化學藥水通訊方法，及時保護了我地下黨的組織。
（三）1938年，父親遵董必武（董老）的指示打入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中去。于是父親通過關系獲得蔣介石侍從室試用侍從副官的資格，受李克農同志直接領導。父親獲取了蔣介石侍從室至武漢大學珞珈山的警衛人員布置全圖、蔣介石侍從室的人員情況、每日蔣介石的出入時間、汽車號碼，蔣介石侍從室車輛號碼以及與蔣介石接觸的中外要員等等情報?？上撬拇ㄈ?，蔣介石怕其系劉湘派遣未能轉為正式的蔣介石侍從室正式副官。
四、共和國衛士的父親
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父親為了營救渣滓洞的難友不幸暴露，他本應該根據董必武同志“失去組織關系可以找黨中央”的指示到北京報到。鑒于重慶是蔣介石的軍政老巢的特殊政治情況，國民黨反動派絕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定會千方百計地破壞和顛覆人民政權。肅反鎮反工作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革命政權的重中之重。因此，父親毅然決定放棄回北京找中央的想法，留在重慶繼續他的政治保衛工作。為了黨、為了重慶人民政權的安危，父親再次犧牲個人利益，放棄了決定他個人榮辱的關鍵機會。他主動向入川部隊首長劉明輝同志匯報了自己的情況，經西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周興部長決定派往重慶市公安局工作。分配在重慶市公安局一處三科，帶領“精字20號”小組作偵查工作。在兩年多時間里，以“華川煙廠”、“人民書店”、“關廟茶社”的老板，以及“立信會計學校”、“崇德會計學校”政治教員為掩護，他的“精字20號”小組發現“特情”500余件，發展“社情”、“特情”人員50余名。破獲特大匪情《中中案件》（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和顛覆新中國的反動武裝組織《中國平民革命黨》和《中國反共救國軍》）。1951年1月13日凌晨，在重慶、江北、巴縣、武勝、岳池等地一舉抓獲反動組織匪首鄧錦環（反共地下軍總指揮）及其匪特組長、反共救國軍地下司令等176人，摧毀了他們藏匿的窩點，繳獲了電臺、金條以及大量的槍支彈藥、炸藥等反共武裝物資。在1951年5月3日公審大會上將匪首鄧錦環等匪特26人全部槍斃。將重慶地區企圖“反攻大陸、復辟”的武裝力量一網打盡。徹底地粉碎了蔣家王朝在重慶搞復辟的陰謀。為捍衛新中國安全又立下了一大功。
五、威武不能屈的父親
父親讓人敬佩的地方不僅僅是他為黨、為軍隊做出的功績，而他對黨的忠誠更是讓人欽佩不已！
父親于1931年，在參加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中央特科）宣誓做“無名英雄”時，他就做好了隨時被逮捕和犧牲的思想準備。“如被捕在敵人的威脅利誘之下，不做叛變組織的事情，把個人的生命和一切都獻給黨！” 父親在白區工作期間，曾先后四次被敵人逮捕，尤其是第四次被捕所受的酷刑更是駭人聽聞，身遭“釘竹釬”（將竹簽釘入指甲縫里）、“踩杠子”（頭腳捆住，將棍子插入腰部下面，作為支點另一端命匪徒使勁踩）“電刑”等酷刑，讓他死去活來，在敵人的嚴刑拷打下，他堅貞不屈，抱定犧牲的決心，堅決不承認自己的真實身份。他用伏契克同志的話鞭策自己：“腦筋不下命令，屁股是不會說話的。”一個月后國民黨反動派仍然抓不到他的把柄，惱羞成怒再次用“老虎凳”和“猴兒搬磚”（把犯人捆住凳子或柱子上在腳下加磚頭，痛得全身骨頭都散了架似的）等非人的酷刑逼供。在施刑中，他們還將被捕的同志押來看他受刑，并威脅他們說：“你們不老實交代，也照樣給你們嘗一嘗‘它’的滋味！”但是父親抱定了為革命犧牲的決心，牢記斯大林同志所說的：“打落牙齒也不說出一個同志的姓名和地址來”。將共產黨人忠于革命、忠于黨，威武不屈的高貴品質表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的母親何妨曾跟陳世英說過：“在解放前，我們隨時都有被捕的危險。你爸爸怕我受不起酷刑而叛黨。就跟我說：‘其實最怕的時候就是敵人把刑具擺在你面前，并威脅你的時候。還有，就是見到別人受刑的慘狀的時候，最容易叛變。這時候如果你想到，為革命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就挺過去了。真正受刑時，實在是很痛，痛得要命，但第一次忍受過以后，就痛得麻木了。這時候由疼痛而產生對敵人的仇恨，就使你越整越火，越整仇恨就越深，你就不會害怕，只有恨、只想報仇，就堅強了。人是受思想支配的高等動物，伏契克說：‘腦筋不命令，屁股不會說話。’只要頭腦里有黨，準備為黨犧牲就一定不會叛黨。”父親就是以他的親身體驗，對我們的母親何妨同志進行教育，我們的母親曾“陪同”父親做過一次牢，她沒有當叛徒。我們也就從中看到了父親對黨的赤誠。威武不屈正是父親在敵人淫威面前的真實寫照！
六、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父親
“有的人很勇敢，但在金錢、美女、高官厚祿面前就往往喪失了革命立場。”1933年，當黨中央派父親前往福建做十九路軍工作時，直接領導人劉仲華同志對我父親說：“你到白區獨立工作，不可能過組織生活了。還經常與壞人在一起，經濟收入又多些，再加上吃、喝、嫖、賭等腐朽生活環境的引誘，我們很擔心你經不起這樣的生活考驗而蛻化變節。其它方面組織上是放心的。這個問題你不要馬上答復，請你詳加考慮后再回答我。”父親經過反復思考之后向黨提出保證：“今后在白區，獨立地干地下保衛工作時，為了完成黨交給我的工作任務，常與壞人相處，一定不為吃喝玩樂的資產階級腐化生活所侵蝕，保持共產黨員的艱苦樸素作風，堅決做到同流不合污。自覺將自己每月的經濟收入除維持個人及家庭最低的生活費外，多余的錢全部繳做黨費，以作為黨地下工作的經費，按月向組織報告”。父親在敵營的十八載中，他在花天酒地、紙醉金迷的環境中生活，始終與敵人同流而不合污，堅定履行對黨的承諾。
父親不僅在解放前將收入所得除維持基本生活外都作為黨的活動經費，甚至解放后在重慶市公安局工作期間也是如此。父親在重慶市公安局的兩年多的時間中，帶領“精字20號”小組發現“特情”500余件，發展“社情”、“特情”人員50余名。成功地偵破國民黨潛伏在重慶復辟的反動武裝組織的《中中案件》。將國民黨在重慶地區企圖“反攻大陸、復辟”的武裝力量一網打盡。而重慶市公安局僅發給過我父親辦書店200萬舊幣的開辦費、父親只領了2個月的供給（150斤大米、16萬舊幣），不曾再發過一分錢活動經費，也不曾報銷過一分錢的差旅費。“精字20號”小組六人的生活費和辦案經費全靠父親兼任兩個會計學校的教員每月的工資100多萬元（舊幣）以及向私人借款1600余萬元（舊幣）來維持。我家最值錢的就是世英的一雙小皮鞋。而父親完全采用過去隱蔽戰線上養成的工作作風，工作經費由他個人負責籌集。父親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重慶市公安局在為國家安危辦案，他只是一個工作人員，沒有必要再像解放前一樣操勞籌集工作經費。更有甚者在辦案中所有的虧欠、借貸竟然成為指控父親“貪污”的借口，將其逮捕勞改。這是對如此廉潔奉公、無私奉獻的父親是多么大的屈辱??！
七、父親對黨的事業無怨無悔
1951年在《中中案件》破獲后不到半年后，“精字20號”小組的六位干警中有四位戰友立功受獎時，重慶市公安局卻以“大貪污犯”將父親逮捕判刑勞改兩年，母親受株連也被重慶市公安局除名。
所謂“貪污”事實就是因忙于破案，企業經營不善倒閉，虧欠借款1600余萬元舊幣。父親對于這一“罪名”，一方面詳細地向組織“交待”自己并未“貪污”的事實，另一方面認為：通過這一手段調查我的歷史有無叛變行為，也是理所當然的。因此，父親不但不氣憤、抵觸，反而十分珍惜這次能用“勞動改造”來消滅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在認真參加“勞動改造”的同時，他還不忘自己的“公安身份”，勞改中對其他罪犯進行監視、調查、匯報。這一切，也贏得了公安獄警的尊敬。獄警曾同情地問父親：“你1926年就是上尉了，如果不搞特工、不戰死在沙場，你現在肯定可以當將軍了。而你現在卻身陷在共產黨的牢房里，你后悔不后悔？”他當即答道：“不后悔，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在父親以“貪污罪”被捕后，重慶市公安局又無理地將我們的母親何妨“除名”。母親背著個“大貪污犯家屬”的罪名，誰也不敢接濟我們。當時，母親已懷孕8個多月、還拖著個6歲的女兒世英。一個好心的孕婦讓我母親給她當“保姆”在她家生產，出生不久的嬰兒又不幸患結核腦炎不治死亡。母親產后剛滿月，就去幫人洗衣服，世英便到街上檢柑橘皮賣、共同維持母女的生活。世英還記得：有好些公安局的叔叔，悄悄給我幾塊錢來“買走”檢來的柑橘皮。實際就是救濟我們母女倆?？上烙F在記不得他們的名字了。之后，母親以歸僑的身份在重慶市僑聯的幫助下，就讀于重慶市工人醫院“護理員培訓班”，重新參加了工作。父親無罪釋放出獄后，對于我們母女的遭遇，父親同樣沒有怨言，還安慰母親說：“要相信黨，會搞清楚他的問題的。”
1954年6月2日，父親“刑滿釋放”了。盡管通過兩年多的甄別、調查，證明了父親政治歷史沒問題！而“貪污”罪名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但是重慶市公安局竟然拒不安置父親的工作。父親只好在母親所在的重慶市江北結核病院當一名臨時的清潔工人。父親和世英在醫院附近的農村租一間小屋居住。時值黨中央號召“掃盲運動”，父親竟用其微薄的收入的一半去買好了黑板、書、本子、筆，在油燈下，他教農民讀書識字，要把關押在監獄中浪費的時間補回來。那時，世英正在讀小學二年級，晚上也幫著父親一起輔導村民學習文化。
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給時任最高法院院長的董必武老首長寫信，“請求解決工作和恢復黨籍。”通過董老的干預，1954年12月父親被中共重慶市委安排在位于長壽縣的獅子灘，中國西南水力發電工程局工作，在總務科任雇員，工資28元。父親沒有一點不滿，積極熱情地工作。因為獅子灘水電站是中國自行設計建造的第一個特大型水利工程，來自全國各地參觀學習慰問的人員絡繹不絕，招待所應接不暇，父親被派往招待所任副所長。父親很快將局招待所的工作理順、圓滿完成接待任務。父親除搞好接待工作之外，還教來獅子灘水電站參觀學習的人們練氣功治病強身。世英記得看過好多封來自各地的感謝信，看見父親買的好多醫學書籍，父親將在國民黨獄中所學的陳氏太極氣功，毫不保留地發表在《新體育》雜志上，讓全國更多的人學習、健身、治病。
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孫政委專程趕到陳世英家中看望
八、為恢復黨籍，父親終于完成第四份《陳昌同志自傳》
父親利用接待全國各地領導的機會，終于在1957年7月找齊了1926年至1949年各歷史階段的證明人，并收集到好多《證明材料》，將各階段的證明人情況制成表格，完善了第四份《陳昌同志自傳》（《陳昌同志自傳》在五十二年后的2009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珍藏，作為不可多得的我軍諜戰史書之一，見軍檔頒發的《收藏證書》）。父親于1957年12月，他給毛主席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他向毛主席述說了：他從1926年起，19歲參加革命、20歲入黨、24歲加入中央特科、29歲被迫失去黨組織關系的革命經歷和革命人生感悟，希望早日回到黨的懷抱的迫切心情和對黨無限熱愛感激之情。“準備著興高采烈地、迎接重新歸隊的生活。”希望黨組織讓他“去讀黨校，更好地提高自己的馬列主義水平。”希望黨組織支持他“將二十多年隱蔽戰線中的所見所聞之偉大斗爭事跡、戰友們可歌可泣的英雄行為，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來，暫定書名為《地下的火焰》。”父親強調：“我是為革命而生活的，為黨而生存的。我懇切地、堅決向黨組織申請要求恢復我的黨籍，為黨為人民做更多、更好地工作。”
九、父親含冤與世長辭
1958年3月，正當父親懷著極其迫切、喜悅的心情等待恢復黨籍的時候。突然通知他參加一個會議，會上竟宣布我父親為大“右派”，立刻監督勞動改造，每月只發18元生活費。這一晴天霹靂，幾乎將父親摧毀。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自己怎么會“墮落”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大“右派”分子的重壓，幾乎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勇氣，父親陷于極度的苦惱之中。幸好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王世英（他就是1931-1938年中央軍委中央特科的“老張”同志，陳昌的直接領導人）因公路過重慶，在重慶市委了解父親“右派”原因后，將他招到重慶以戰友的身份親切地會見了父親。世英伯伯首先肯定了父親“過去對敵斗爭的成績和對黨的忠誠，”鼓勵父親“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來。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恢復黨籍。”父親從世英伯伯那里感受到了黨的溫暖、同志間的信任，親愛的黨組織沒有拋棄他！于是父親又一次堅定了回到黨的懷抱的信心，自覺地投身于“勞動改造”之中，爭取早日回到黨的懷抱。
由于黨左傾路線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全國人民的生活極端困難。像我父親這種每月只有18元生活費、18斤糧食、還要強制“勞動改造”的人，就更難逃厄運了。1960年1月，一向紅光滿面、體格健壯的父親，竟然變成了面色蒼白、全身浮腫、伴胸水、腹水，走路都困難的重度營養不良的“老人”（那是父親才53歲）。醫生給他開的病假條竟被管教人員撕毀，而且每天還規定他必須挖多少土方，我父親只好連軸轉……父親感覺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了，但此時父親想的不是自己含冤未雪的委屈，而是擔心自己的死，會造成妻兒對黨的不滿。他對母親說：“不要埋怨黨、埋怨組織，黨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總有一天會搞清我的問題。要教育孩子聽黨的話、跟黨走。要相信黨，要為我們的理想——共產主義事業的實現奮斗終身！”不想這些話竟成了他的遺言。1月26日凌晨兩點，工友們發現父親暈厥在電站大壩的工地上，身旁扔著鋼釬、籮筐、扁擔。醫院診斷為“低血糖昏迷”，雖經搶救無奈為時已晚，父親再也沒有醒來，一縷忠魂就這樣悄然地消逝了，享年53歲。就這樣父親含冤離開了他一心一意要回到的黨；離開了始終不離不棄追隨他革命才36歲的妻子、丟下了13歲的女兒世英、4歲的兒子偉光、2歲的兒子龍獅；離開了那些還在為他牽腸掛肚的老領導王世英、老戰友湯昭武；離開了他未完成的遺愿：寫一本歌頌中央軍委政治保衛局（中央特科）對敵斗爭英雄事跡的《地下的火焰》！
父親與重慶市公安局的老戰友合影，懷中的孩子是大女兒陳世英。
十、戰友情深，為陳昌同志平反昭雪
父親的老戰友湯昭武伯伯和老首長王世英伯伯得知陳昌同志含冤去世后，異常氣憤，隨即聯名向中共中央組織部為父親《申訴》：請求黨中央給陳昌同志的政治歷史作結論。196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責成中共西南局組織部，中共西南局組織部再責成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對“陳昌同志的政治歷史進行甄別”。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歷時四年，由30多人組成的專案組完成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交給的任務上報黨中央。1965年10月中共中央組織部對父親的組織結論是：“陳昌同志1926年參加革命。1927年入黨，確系我黨黨員。西安事變后被迫失掉組織關系。但他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和黨的周圍從事革命工作和進步活動。他整個一生是革命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因為1952年判刑勞改是錯案，所以1958年右派也是錯案，按照法律手續予以撤銷?；謴推涓锩刹棵u”，這是全國第一個右派平反的案例。我們孩子們在填寫家庭出身時更改為“革命干部”。父親終于沉冤昭雪：平反了兩個冤假錯案、承認父親1926年參加革命，1927入黨。整個一生是革命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遺憾的是“西安事變后被迫失掉組織關系。但他始終在黨的領導下和黨的周圍從事革命工作和進步活動。”即中國共產黨黨籍沒有恢復！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給張際春、王世英等七位中央領導人冤假錯案的平反，燃起了母親為戰友和我們子女為父親徹底平反，讓陳昌同志重新回到黨的懷抱的希望之火。
我們隨即請教了父親原專案組的負責人：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凡和中共四川水利勘測設計院黨委書記閔學文，他倆認為我們的要求是合理的、時機也是合適的。但陳昌同志的案子是黨中央抓的，我們作為下級不能推翻上級的結論。建議我們去找父親的老戰友陳養山、陳克寒兩位同志。他倆說：陳養山、陳克寒兩位同志現在都出來了，還在北京工作。因此，我們將《再次請求為陳昌同志恢復黨籍的請示報告》寄給了陳養山伯伯和陳克寒叔叔，他倆分別迅速地幫我們轉呈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81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給父親的結論：“陳昌同志黨齡從1927年算起”。并責成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派員專程來樂山地區，給父親舉行了隆重的“陳昌同志骨灰盒覆蓋黨旗儀式”，父親的政治生命終于在中國共產黨黨旗下獲得的復活！
父親的遺愿在他含冤逝世后的21年實現了，父親終于回到了他魂牽夢繞的黨的懷抱！一直受父親株連的母親何妨同志的政治歷史也作出了結論。1983年，中共四川樂山地委組織部結論：“何妨同志1937年9月3日參加革命”。母親1937年9月，14歲就參加黨領導的廈門兒童救亡劇團。19歲就追隨父親革命出生入死、倍受磨難。母親的冤情也終于平反昭雪：由一個小護士、叛徒、特務、勞改犯、右派家屬，一夜間成為抗戰初期參加革命、受人尊重的離休老干部；60歲的母親才得以加入了對她來說已經“遲到了”40年的中國共產黨，母親也像父親一樣經歷了千辛萬苦終于回到黨的懷抱！
父親終于可以安息了！他所為之奮斗、為之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成功了，在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的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他無比堅信的黨、無限忠誠的黨沒有冤枉他，在他冤死后的第5年就給他進行了第一次平反：恢復了革命干部名譽；第21年之后徹底平反：恢復了中國共產黨黨籍，回到了黨的懷抱，他的政治生命在黨旗下獲得了復活！同時，也恢復了妻子何妨同志的革命干部的名譽，并入了黨。我們的媽媽何妨同志于2009年病故時，中共樂山市委老干局也在母親的骨灰盒上，莊嚴地覆蓋了中國共產黨黨旗。1965年大女兒陳世英考大學時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通知：家庭成分填“革命干部”而沒受到父親株連，考入了北京大學醫學院。小兒子陳龍獅也于1983年加入了父親追隨一輩子的中國共產黨。
安息吧，敬愛的爸爸！您的兒女和孫輩都正在繼承著您的遺志，在各自的崗位上繼續著您未竟的事業，都在為共產主義的實現而努力奮斗著！
大女兒陳世英 小兒子陳龍獅
于2016年的臘月初八
